公共住宅：苏联式“筒子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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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挤不堪，怨气冲天……”

住房问题的革命性解决方案始于“征用富人住宅缓解穷人需求”。1919年卫生人民委员会确立人均住房面积卫生标准为9.1平米。“超标住房面积”均应被没收分配给劳动人民，于是“住房重新分配”开始啦。由于这一政策，“房子”一词许多年被从前人们从未听过的“居住面积”和“平方米”两个词取代。诗人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Irina Odoevtseva）1921年夏来到莫斯科巴斯曼纳亚街。她非常惊恐地写道：“……一套六居室公寓里住了21个人，都是不同年龄的人，男女都有，人们住得非常拥挤，怨气冲天。”

到1930年莫斯科人均住房面积卫生标准降至5.5平米。 来源：Anatoly Medved/俄罗斯报社

战时共产主义的饥饿和苛捐杂税、新经济政策时代追逐财富的渴望、工业化和强制性集体化驱使大量人口涌入大城市。遭受各级政府机构折磨后，外来人口落户到了公共住宅中。到1930年莫斯科人均住房面积卫生标准降至5.5平米，车里雅宾斯克降至3.5平米，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降至3.4平米，顿巴斯甚至降至2.2平米！

 “老百姓都要精神崩溃了……”

昨天的农民和贵族、仆人和房主、知识分子和无产者们学会了和平共处，在厨房共用，浴室共用，厕所共用。有的住宅中住户甚至能达到上百人，平均25-50个人。日常生活中马上出现了“像家庭主妇在共用厨房中吵架一样”这一用语。任何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都可能引发整套住宅内大吵大闹。

日常生活中马上出现了“像家庭主妇在共用厨房中吵架一样”这一用语。 来源：塔斯社

不过，邻里关系由“楼内或住房内的内部规则”和所有住户选举的物业代表调节，他们还负责监督规则的遵守、账单的支付以及总体上照看所有邻居。但这些规则作用不大，1927年出现的住房事务和解冲突委员会也一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人们意识到，与新经济政策不同，公共住宅政策是认真的，而且会持续很久。

习惯集体生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旧的住房资源中基本已没有“独立”住宅了，新建住房则是新的苏联精英阶层才能享受的特权，包括党内上层干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和杰出文化人物等。公共住宅内的居民则已开始习惯不得已的和睦相处。

公共住宅内的居民则已开始习惯不得已的和睦相处。 来源：俄罗斯报社

公共住宅内生活的孩子成长起来了。他们是视集体生活为理所当然的第一代人。这些孩子与同龄人在邻居的照看下成长，总去邻居家串门，已经不像父母那样因无法单独居住精神上感到痛苦了。

在公共住宅过生日，主楼里的所有的孩子来做客。客人常常带自己的餐具用餐。 来源：俄罗斯报社

对他们来说，用胶合板隔断的拥挤房间或用帘子隔开的父母“卧室”、用网兜装食品挂在窗外、堆满摆放煤油炉的厨房、每周打扫公共区域、共用大门总是开着、公用大门好几个门铃旁边长长的名单、指示按响门铃的次数、某家保姆或家庭女工睡在公共过道里、满地一束束的柴火、柜子、自行车和水盆、每个房间门上挂着灯和电表、共用电话等等都是正常现象。这些是绝大多数城里孩子的生活空间。他们长大，成家，再搬到新的公共住宅居住。

公用大门的好几个门铃 。来源：Press Photo

难忘邻里情

伟大卫国战争导致新一轮“拥挤”。战争年代和德国占领时期全国失去了约7000万平方米居住空间。撤离群众被安顿到人口稠密的公共住宅中，回家后会发现自己的房间已被新住户占用。虽然这部分住房面积是根据法律分给他们的，但自己房间被占用的遭遇即便是前线战士也不能幸免。全家人不得不在土屋和板棚中住很多年，甚至1952年初还有375.8万人住在板棚中。相比之下能在公共住宅中有个房间就已经很幸运了。

公用浴室。来源：俄罗斯报社

国家开始逐渐重建，大量公共住宅被面积不大的两居室和三居室取代，再之后则是被前所未有的豪华住宅——供一个家庭单独居住的经济实惠且设备齐全的住宅所取代。虽然很慢，很难，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公共住宅开始为人们怀着亲切和喜爱之情回忆。当时上映的伤感喜剧电影《波克罗夫斯基之门》中，公共住宅的生活永远被一层浪漫色彩笼罩，“莫斯科人从密密麻麻的蜂巢搬到自己的小窝”则是对失去的和睦的邻里关系、互助互爱和参与各种活动…….的淡淡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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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加·恰加达耶娃（Olga Chagadae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