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前,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索斯宁(Stepan Mikhailovich Sosnin)的家里有着自己的作坊,他的父母都是莫斯科大剧院的美工师。 然而,在1941年,索斯宁的父亲被派往前线。"那一年我们就收到消息说,我父亲在战斗中失踪了,"索斯宁说道,"这是我母亲告诉我的。她留在城市里,是守卫莫斯科天空的防空炮手。"当时索斯宁才四岁,对饥饿、疏散和在防空洞睡双层床的日子非常熟悉。
防空洞里发酵的不安
索斯宁还记得当年的警报和他祖母"快些,再快些"的呼喊。他们会躲入防空洞,这通常是在晚上。"我们一听到轰炸的声音就会下去防空洞。我们家的窗户都用纸封了起来,这样玻璃就不会被震掉。所有的房子都是这样。"索斯宁对战争的记忆是破碎的,他当时甚至不明白战争是什么,可是现在他清楚地记得,天空中的外来物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安宁,这不仅包括城市上空飞过的德国飞机。
"我觉得应该是出事了。人们都焦虑地坐在地下室。不过,我倒没觉得多震惊,毕竟我当时太小了。"
防空气球和防空炮营已开始在莫斯科的空域打击德军的轰炸了。女性要负责防空设施的定位,并搜索空中的移动目标。"我妈妈就在其中的一个防空阵地。祖母和我在1941年11月到12月疏散到了乌里扬诺夫斯克(距离莫斯科890公里)的姨母家。她们在那儿照看的都是男孩,我是第九个转移过去的孩子,你能想象吗?"
忍饥挨饿的动荡童年
家里只能靠两个女人工作换来的食物配给卡来对付饥饿。"一个男孩被派去切面包,要确保让大家吃得一样多。 每个人都只有一小块面包。 食物非常匮乏,我总是饿,甚至连土豆皮都被当作食物吃掉。"
斯捷潘·索斯宁。1945年。
直到1943年,索斯宁才回到莫斯科。"回去的路非常艰难——没有直接回去的道路。首先他们坐船沿着伏尔加河走,然后他的祖母带他跳上了火车,车上都是奔赴前线的士兵(当时几乎再没有其他火车车次了)。小索斯宁被藏在火车座位下面。在火车驶近莫斯科后,他们挤上了一辆拥挤的卡车,回到了他们在莫斯科的公寓。那是一间8米见方的房间。1943年,天空已经没有飞机飞过,但是政府命令防空炮营依旧坚守待命。索斯宁的母亲继续住在防空壕里。"我们挖出地洞,用木头支撑防空洞,然后做了一个屋顶,再在上面盖上土,这样从天上就无法发现了。"在1944年前,索斯宁都和母亲住在地下掩体中。
胜利前夕的轻松情绪
到了那一年,防空设施已不再用于军事目的:每次苏联红军取得胜利,防空阵地都会齐射礼炮。战争还在持续,齐射的次数越来越多。"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我和母亲坐在一辆美国产的斯蒂庞克车上,车上坐满了防空女射手。每个人都在听礼炮齐射。爆炸和轰鸣声非常大,连空气都在震颤。炮筒打的都是实弹。那感觉非常吓人,但我很自豪,我就和她们一起坐在车上。"
"总的来说,生活等来了积极转变,"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回忆道。这个男孩还曾被派去守卫森严的季米里亚泽夫农业学院花园摘苹果。 他不得不爬上篱笆偷苹果。"我记得他们如何用床单当放映电影的银幕,记得青年人之间的爱情,记得大家如何歌唱战争歌曲。士兵们让我唱歌, 我就在电话里唱给其他战斗队听——各连队之间能用电话联络。"
战争即将结束时,索斯宁进入了一所歌唱学校。他是无意间在收音机上听到学校在招生,起初他还要从防空洞赶到学校上课,后来就转到了一所寄宿学校。"我们防空洞所在的那片地还在,但防空洞没了,附近还有电车轨道。每当我经过那里,我都会记得曾经驻扎在那里的防空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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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透视俄罗斯》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