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与被解放者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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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的四个步兵师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囚犯。先头部队是第107师和第100师的战士们。阿纳托利•沙皮罗（Anatoly Shapiro）少校当时在第100师服役，这个师的突击队是最早进入集中营的。他回忆说：

我们是下午通过正门进入集中营的。大门上挂着用铁丝编织的花体字标语：“劳动使人自由。”没有防病毒的纱布绷带根本无法走进窝棚。双层铺上横陈着一些未被搬走的尸体，下面不时会爬出一个半死不活的骷髅，并赌咒发誓说他不是犹太人。没有人相信自己能重获自由。

此时集中营里只剩下大约7000名囚犯，其中一名编号为74233（佚名）的女性说：

突然，我在集中营外面的道路上看见了一些穿白色和灰色衣服的人的身影。当时大约是下午5点。我们一开始以为是被运回来的囚犯。我跑了出去，想看清楚他们是谁。当我们看到他们是苏联侦察兵时，喜悦之情无以复加。我们不停地亲吻他们，欢迎他们。他们劝说我们离开，并解释说不要继续呆在这里，因为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我们走出几步，然后又回去了。

瓦西里•彼得连科（Vasily Petrenko）中将1945年是第107步兵师的师长。他在回忆录《奥斯维辛前后》中写道：

德国人1月18日带走了所有能走动的人，只留下了体弱病残者。我们的部队靠近集中营时，少数能动的人已经逃掉了。红军派第108师、322师和我指挥的107师的卫生队进入了集中营。根据军部的命令，三个师的卫生医疗营在那里布置了消毒间。这些师还安排了饮食供应。

瓦西里•格罗马茨基（Vasily Gromadsky）连长也是最早进入“死亡集中营”的人之一，他说：

那里有一个上了锁的大门，我甚至不知道它是不是正门。我命令战士砸掉锁。营地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们往前走了大约200米，这时看到大约有300名穿着条纹囚服的犯人向我们跑过来。我们警觉起来，因为上级警告过我们，德国人可能会伪装起来。但这些人是真的囚犯。他们抱着我们痛哭起来。他们说，这里杀害过上百万人。我至今还记得他们说过，光从奥斯维辛运出的婴儿车就有12个车皮。

伊万•马丁努什金（Ivan Martynushkin）1945年21岁，是第322步兵师机枪连的中尉连长。他回忆说，自己直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会被派去解放集中营：

我和连队来到围墙外面，但是天已经黑了，我们没有进去，而是占领了营地外面的警卫室。我记得屋里烧得非常暖和，我们甚至以为是德国人为自己准备的温暖房间，结果被我们占领了。第二天我们开始清理战场。那里是一个巨大的村庄，叫布热津卡，有很多坚固的房子。当我们向村子进发时，从一个房子里射来了子弹。我们赶快卧倒并联系指挥部，要求用大炮轰炸这所房子。我们的计划是炸掉它后继续前进。但指挥部的回答却是，不能使用大炮，因为这里是集中营，里面有人，我们要躲开射击。这时我们才明白那些围墙是干什么用的。

随部队进入集中营的还有记者，他们是第38军师部报纸记者乌舍尔•马尔古利斯（Usher Margulis）和根那季•萨文（Gennady Savin）。以下是他们的见证：

我们走进一座砖房，查看里面的房间。房门都没有锁。第一个房间里是堆成山的儿童服装，包括大衣、裤子、外套、毛衣，许多衣服上还有血迹。另一个房间里放着一些箱子，里面装满了牙套和金牙。第三个房间的箱子里装着剪下来的女人头发。末了，一个女人（集中营囚犯——编者注）把我们带到一个房间，里面全是精致的妇女手袋、帽子、钱包以及其他皮具。她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用人皮做的。”

奥斯维辛解放后苏军任命了一名新管理员管理这座城镇。他就是格里高利•叶利萨维金斯基（Grigory Elisavetinsky）。他在1945年2月4日给妻子的信中说：

集中营里有一个儿童窝棚，里面曾关押过不同年龄的犹太儿童。纳粹在他们身上做过实验，就像对兔子一样。我见过一个14岁少年，被以“科学目的”往静脉里注射煤油，然后一部分身体被切下来，送到柏林的实验室，接着又被接上另一块肢体。他现在躺在医院里，全身是深度的腐烂性溃疡，医生已对其束手无策。有一个漂亮姑娘在集中营里走来走去，她年纪轻轻，却已经疯了。让我震惊的是这些人没有全部疯掉。

恢复了体力并能走动的获救者自己离开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第74233号囚犯在回忆录中写到：

2月5日，我们朝克拉科夫方向走去。道路一边的巨大工厂是早已被超繁重体力劳动累死的囚犯们建设起来的。另一边是另外一个大型集中营。我们走了进去，找到了里面的病人。他们和我们一样，只是由于1月18日没被德国人带走才幸存下来。我们继续往前走，路边是架在石头杆上的看不到头的电线。我们对它太熟悉了，因为它就是奴役和死亡的象征。我们曾以为自己永远也走不出集中营了。最后，电线杆终于不见了，我们走进了一个叫弗洛谢纽希的村子。我们在那里睡了一觉，第二天，2月6日，我们继续上路。一辆汽车顺路拉上了我们，把我们送到了克拉科夫。我们自由了，但是还不会喜悦。我们经历和失去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本文使用了俄罗斯“大屠杀”基金会的文件资料以及《奥斯维辛前后》（V·彼得连科）、《我从奥斯维辛活着出来》（K·日乌利斯卡娅）、《黑皮书》（V·格罗斯曼与I·爱伦堡）等回忆录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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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透视俄罗斯》专稿

作者：伊利亚·克罗尔（Ilya Kr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