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柴可夫斯基》编剧：作曲家不是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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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认为有必要在柴可夫斯基的传记片中展示其个人生活隐私吗？

尤里·阿拉博夫：您指的是同性恋吗？柴可夫斯基是同性恋并非事实。只有市侩小人才会这么想。那些市侩小人相信的东西不应该搬到银幕上。

记者：但在您的剧本中有直接暗示，特别是柴可夫斯基的同学安排公开讨论其取向的情节。

尤里·阿拉博夫：那只是周边人所相信的一个传言。剧本中主人公这个角色是一个没有家庭的人，所以就加给他就好像他喜欢男人一样的观点。他的确很喜欢鲍勃（弗拉基米尔·达维多夫，音乐家的侄子），他将最后的交响乐献给了他，但这是一种柏拉图式的感情。在我的剧本中，柴可夫斯基被传言所困扰并因此极为痛苦。有传言说音乐家的律师朋友为他安排了一场良心的审判，于是我便引用了这个传言，将这一剧情变成柴可夫斯基本人的一场噩梦。我反对讨论同性恋这一话题，特别是在艺术作品中。«柴可夫斯基»这部影片的剧本做了五次修改，最终版本并未提及任何同性恋问题，说的完全不是这个事情。我对这个话题完全不感兴趣。

诗人、散文家、编剧尤里·阿拉博夫是公认的历史人物影片剧作大师。其作品有：关于阿道夫·希特勒和埃娃·布劳恩的影片«摩洛»、关于弗拉基米尔·列宁的影片«金牛座»、关于日本裕仁天皇的影片«太阳»、关于苏联杰出生物学家的影片«尼古拉·瓦维洛夫»和关于作家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影片«列宁的遗书»等。

人们在卧室里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无需拿出来接受社会的评判，因为这种讨论会变得像苏联时期的那种对精神面貌的讨论一样。另外，上帝保佑，影片拍摄过程中如果出现完全违背剧本的情况则是另一回事。我不会认同宣传同性恋的影片，这并非艺术范畴。我在剧本中描述了我眼中所有艺术家所共同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十九世纪曾令人不安，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困扰着人们。问题在于社会如何定义我们，我们事实上是谁。社会眼中的我们并非真实的我们，但最糟糕的情况是给我们贴上某种令人生畏的东西。

记者：您如何评价文化部关于有“社会意义”和“爱国”影片的倡导？

尤里·阿拉博夫：拍摄专门的传记片作为教学课程来给中学生看是一回事，拍摄在各大影院上映的影片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认为爱国主义只有通过人文教育灌输。一个人能在学校学到俄罗斯历史、文学和音乐，那么他自然而然就会成为一名爱国者。除失败以，我们国家历史上还有辉煌的胜利，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面前，至今全世界都要脱帽致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无需重复上世纪三十年代电影的经验，当时对历史知识的匮乏贯穿整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国家。如今，我们有中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电影则应涉及更有争议和更复杂的问题。目前，文化部正在努力变成教育部。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弗拉基米尔·梅金斯基（Vladimir Medinskiy）本身就是搞历史的，他希望俄罗斯文学发出声音，但不应该表现表面辉煌的东西，而是反映“棘手的问题”。我们正是因掀起永恒的问题而强大。但问题并不在于此。问题在于，我们不能靠荒唐的国家资金生活。我们知道，国家有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奥运会、“斯科尔科沃”、退休金等。我们不需要国家预算支持。我对那些接近政府的人只有一个要求：让电影商业化。目前商业并未进入电影业，因为十部电影中有九部亏损。只有自上而下做出让步之日，才是商业进入电影业之时。在此之前，我们所做的一切用国家资金来制作商业电影的尝试简直就是贻笑大方。国家无法养活影院，要坦白说出这一点。| www.tsrus.cn/277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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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奥列格·卡尔穆宁（Oleg Karmun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