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斯兰惨案十年祭：聆听亲历者讲述恐怖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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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步枪所指的黑暗三天

从那以后，别斯兰的新学期再也不是9月1日开学。孩子们在9月5日开始新学期，但有一个人仍年复一年在9月第一天的清晨去学校。丽塔·西达科娃头戴黑色丧带，慢步走在熟悉的路上，那是她女儿过去每天上学都要走的路线。她走进被炸弹和大火摧毁的学校体育馆。对她而言，时间在此刻停止。她会在那里站上一天或是两天，不吃也不喝，就像她9岁女儿在生命最后数个小时里那样。她想象着恐怖分子的步枪如何指着她的女儿和其他人质。

丽塔·西达科娃 来源：个人提供

"阿拉奇卡是我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孩子。我是个单亲妈妈。那天早上我陪她准备好去上学，然后就去上班。根本没想到那就是我们告别的时刻。我还记得：我在上班时身体突然颤栗起来。我看了看手表：九点一刻。后来才知道那是校园里响起第一声枪响的时间。十分钟后有个电话打过来说'你怎么还坐着？学校被劫持了'。我一下子就懵了，"丽塔·西达科娃说道。

丽塔·西达科娃的女儿阿拉奇卡 来源：个人提供

时间似乎都停了下来。9月3日学校发生两起爆炸后，强攻学校大楼的行动开始了。一部分人质活了下来，可还有许多人被困在里面。恐怖分子显然无意投降：他们的恐怖袭击计划非常周密，目的就是要制造最大的伤亡事件。阿拉奇卡现在安息在天使之城，这是别斯兰公墓为这次恐怖袭击的遇难者划出的安葬地。

"我记得孩子们在哭泣"

2004年9月初的日子永远铭刻在那些恐怖袭击获救者的记忆中。曾经的人质来到当年的生还现场，纪念那些没能幸存下来的人们。其中就有25岁的玛吉娜·托卡耶娃，恐怖袭击发生时只有15岁。

"非常可怕。人质都坐在地板上，体育馆周围拉着电线和绳索。我们被告知很快就会死掉。我们挤在一起，腿都伸不开，但即使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还是睡了一会儿。我们还做了祷告，即使那些从来不去教堂的人也在祈祷。我们祷告，盼着这场噩梦很快就会过去，我们都会得救。我很清楚地记得我有多害怕、有多渴，记得小孩子的哭泣声。然后就是一片空白，醒来时我已经在医院里。我问护士我在哪里、今天是几号。那已经是9月13日，我是在重症监护室里。我的记忆里完全没有那十天。

"虽然后来有人告诉我，（那十天）我曾清醒过，还和人说过话。可我什么都不记得。心理学家说，这是我的记忆在自我保护。如果我回忆起那一切，我可能会疯掉。"

玛吉娜·托卡耶娃与丈夫和新出生的孩子 来源：个人提供

玛吉娜在爆炸中遭受了多处创伤，最严重的一处是在头部。当时，伤势最重的人都被送去了联邦医疗中心。玛吉娜和另外11个孩子被军用飞机送去罗斯托夫的州立儿童医院。她在那里接受手术，医生从她的大脑中取出一块弹片。玛吉娜后曾在国外医院接受了康复治疗，在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努力后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我现在结婚了，有一个4个月大的儿子。无论如何，日子还是要继续，"这位曾经的人质说道。

"我活着就要救助他人"

阿兰·库洛夫现在快满22岁，是一所医学院的五年级学生。在过去的10年里，这个年轻人一直都不只是为自己而活，也是为了他永远停留在8岁的弟弟奥列格。

2004年9月3日，阿兰能幸存下来是个奇迹。一块金属碎片击中了他的头部，另一块卡在他的脊椎里。在袭击发生后的第一年里，阿兰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医院里度过，而且已正式登记为残疾人。不过，在医生的努力和自己的坚持下，残疾已从他的档案里划去。

可是，发生过的悲剧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到了要决定这辈子干什么的时候，我儿子说'我要救人！'他起初想加入特种部队，可是他的健康状况还不够好，所以他决定当医生。现在他成为了牙医，给了我最大的帮助，"阿兰的母亲然娜·库洛娃说道。

缅怀罹难者并痛定思痛

失去子女的妇女们组建了别斯兰母亲委员会。正是在这个公益组织中，丽塔·西达科娃才能在失去女儿后再次找到人生的意义。她现在独居，从未想过要像许多别的家庭一样再要一个孩子。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提供社会援助、为幸存者的康复提供帮助，还有纪念那些罹难者。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把那些制造恐怖袭击的罪犯、使得恐怖分子得以进入别斯兰和学校的失职者绳之以法。我们还有很多有关强攻教学楼行动的问题要问，"丽塔·西达科娃说道。

在别斯兰，每年9月1日的上午9时15分，气球会被放入空中。那是校园响起第一声枪响的时候，许多受到惊吓的孩子松开了手中的气球绳子。9月3日，在天使之城， 333名遇难者的名字在低沉地伴奏声中被念诵出来，相同数量的白色气球也被再次放入空中，象征着孩子们的灵魂飞升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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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透视俄罗斯》专稿

作者：叶莲娜·梅里霍娃（Elena Melikho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