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侨民在上海：从历史走向未来

《符拉迪沃斯托克新报》：过去，有哪些人从俄罗斯移居到中国？现在，又有什么样的人选择到中国去生活？

米哈伊尔·德罗兹多夫：大家对生活在中国的俄罗斯侨民并不陌生。历史上，第一次俄罗斯移民潮出现在十月革命之后，当时在许多中国城市中（不仅在哈尔滨和上海）都有俄罗斯侨民社区。1949年，这些人不得已离开了中国。不过，也有一些人回到了苏联。

之后是苏中友好时期，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留在中国的俄罗斯人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逐渐开始有许多俄罗斯留学生来到中国，或者按照90年代初人们的理解，是一些俄罗斯商人。

现在，在中国居住的俄罗斯侨民普遍比较年轻。这些人大多不到40岁，受过高等教育，了解中国。我想，应该将他们称为职业移民。一般情况下，他们是先去中国留学，毕业后就留下工作，我就是这样的。据粗略估计，目前有3-4万俄罗斯人生活在中国，在上海大概有3500人。许多人在物流公司工作，因为上海是重要的运输枢纽。还有不少人在贸易公司工作。另外一些人会在中国工厂订货（基本都是贴牌生产），然后再发往俄罗斯或其他国家。

《符拉迪沃斯托克新报》：上海的俄罗斯人俱乐部在1998年就成立了。哪些人能成为俱乐部的成员？

米哈伊尔·德罗兹多夫：我们将所有的俄罗斯人都看作是俱乐部的成员，只要他们不反对。会员身份是非正式的。

一切都源自交流。90年代末期，我们之间的交流极度有限。那时候，网络并不发达，也没有社交网站，我们之间只能相互交换传真号，而且当时俄罗斯人也很少。如果在街上遇到一个迷路的俄罗斯水手，我会主动上前问他是否需要帮助。在成立最初的三年时间里，我们每个月都举行聚会，之后逐渐增加了新的内容。比如，现在我们已经积累了组织音乐会和俄罗斯画展的经验。俱乐部还接待过高级教会人士、作家、经济学家，甚至俄罗斯工贸部副部长斯坦尼斯拉夫·纳乌莫夫（Stanislav Naumov）也曾到俱乐部做客。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老一代俄罗斯移民中寻找自己的根，将自己视为第一次移民传统的继任者。我们请老一代移民寄来自己的回忆录，目前他们生活在俄罗斯、澳大利亚和美国，不难找到。也许我们可以将他们的回忆录合起来出版一本书。现在，我们正在着手出版一本书，是关于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Shalyapin）（被称为世界低音之王）在哈尔滨和上海举行的巡演。

我们还积极参与到上海东正教社区的创建工作中。在上海保留有两座漂亮的俄罗斯教堂，但被挪作他用。在基里尔大牧首的帮助下，俄罗斯政府得知了这一情况，在协调下教堂中的娱乐场所最终迁出了。有时候，当地政府允许我们过节时在教堂里做礼拜。

从2000年开始，效仿我们的经验，中国其他城市中的俄罗斯人也开始组织当地的俄罗斯人俱乐部，包括北京、广州、哈尔滨、乌鲁木齐，香港等。

《符拉迪沃斯托克新报》：因此，你们就成立了将这些所有俱乐部统一起来的协调委员会是吗？

米哈伊尔·德罗兹多夫：上海俄罗斯人俱乐部成立于民间，而成立协调委员会的想法则来自莫斯科政府。2007年，协调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举行。如果说俄罗斯人俱乐部团结了所有在中国生活的俄罗斯人，那么协调委员会就是负责对这些俱乐部进行管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组织一些全国性活动了。

如果谈到对同胞们的帮助，不得不说道“东半球”网站的创立。2002年，在上海俄罗斯人俱乐部的参与下，“东半球”网站（www.polusharie.com）在北京上线，现在它已经成为关于中国的最大的俄语网站。此外，我们一直努力为同胞提供直接的、具体的帮助。不久前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位俄罗斯姑娘嫁给了一名中国拳击手，婚后她遭到严重的家庭暴力，住进了医院，而且男方还企图夺走她的两个孩子。我们的社团在很短的时间迅速凑足2万美元，帮她治病、请律师。拳击手最终被判刑入狱，而孩子们也留在了妈妈身边。我们还想成立同胞法律援助中心。很多情况下，人们是由于缺乏法律知识才会陷入麻烦。中国政府没有干预我们的活动，因为我们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们处处强调自己是客人，对主人礼貌有加。

《符拉迪沃斯托克新报》：现在，你们持有什么国籍？

米哈伊尔·德罗兹多夫：大部分生活在中国的俄罗斯人持有中国居住证。获得中国国籍没有意义，因为中国法律不允许公民拥有双重国籍，所以得放弃俄罗斯国籍。要知道，在世界各地旅行持中国护照要比俄罗斯护照复杂得多。另外，还有人口问题：我和妻子有三个孩子，如果成为中国公民，就必须遵守当地的规定。

《符拉迪沃斯托克新报》：听说，今年在上海将建成果戈理纪念碑？

米哈伊尔·德罗兹多夫：这是乌克兰方面提议的，因此，纪念碑上写着“伟大的乌克兰人”。

上海建有普希金纪念碑，它的命运很有意思。1937年，俄国侨民为纪念诗人逝世100周年自筹资金建立这块纪念碑。就在那一年，日本人攻占上海。普希金怎么招致他们不满，这个我不清楚，但是雕像就这样被他们毁掉了。1947年，侨民们再次凑钱重新建起纪念碑，但在1966年又被红卫兵毁掉了。1987年，普希金逝世150周年的时候，上海政府出资在原址重建了普希金雕像。

《符拉迪沃斯托克新报》：那有些人的命运可能更富有传奇色彩？

米哈伊尔·德罗兹多夫：谈到中国的俄罗斯侨民，人们往往习惯用过去时，这是不对的。在《俄罗斯人在中国》这本书中，我们将首次尝试填补这一空白。这类书籍不少，但大都写到1949年，然后就好象被割裂开了。我们讲述的是那些继续留在中国的俄罗斯人的命运，其中包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京，至今生活着一位极其不寻常的俄罗斯人，她叫伊丽莎白·巴普洛芙娜·基什金娜（Elizaveta Pavlovna Kishkina）。她曾是俄国临时政府基什金部长的侄女，在上世纪30年代嫁给了李立三。李立三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建国后，曾担任劳动部长。由于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他被迫自杀，妻子基什金娜被捕入狱，长达9年时间，后来得到平反。基什金娜是唯一一位生活在中南海的俄罗斯人，中南海是中国国家主席的住所。现在，毛泽东、邓小平的亲人仍生活在那里，基什金娜认识他们每一个人。不久前，她出版了自己的中文回忆录《我的中国缘分》，新书发行仪式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的人民大会堂举行。

来源：《符拉迪沃斯托克新报》

作者：瓦西里·阿弗琴科（Vasily Avchen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