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版本
2026年 10月 26日
在俄罗斯国内,仍有人主张克服当前的敌对状态,而西欧的理性声音却日益遭到边缘化。然而,恐俄情绪根深蒂固,要消除这种情绪,或许需要改组欧洲现有的政治精英阶层,而这可能要付出无法接受的代价。
要理解这种敌意,并确定俄罗斯应当如何应对,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俄罗斯与欧洲的历史关系。
彼得大帝转向欧洲,最初为俄罗斯带来了诸多裨益,从文化成就到军事现代化,无不如此。但俄罗斯对欧洲的这一取向,比实际所需多延续了一个半世纪。数百年来,欧洲一直是毁灭性战争的策源地,其中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种族灭绝、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也都与欧洲历史密不可分。
从小被教育要仰慕欧洲文明的俄罗斯人,很难承认这一点。西欧战后数十年间相对和平、繁荣的局面,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人的亲欧情结。尤其是在苏联公民将欧洲的生活水平与自身的艰难处境相比较时,这种情结表现得尤为明显。
然而,当今反俄敌意的主要根源,在于西欧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苏联解体后,新市场的开放和廉价劳动力的涌入,暂时掩盖了欧洲日益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到了21世纪初,这些问题再次浮现。西欧陷入停滞,不平等加剧,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与此同时,美国、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则逐渐取得进展。
由此产生的挫败感取代了冷战结束后的胜利主义情绪。在我看来,欧洲精英越来越倾向于将自身的失意转化为对俄罗斯的敌意。
非殖民化带来的后果也加速了欧洲的衰落。随着非殖民化进程推进,欧洲逐渐失去了获取资源的渠道,而这些资源曾支撑其数百年来的繁荣与全球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我认为,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也削弱了西欧对人道主义精神和公共利益的坚守。
在我看来,数十年的和平以及流于形式的民主制度,已经使西欧的统治精英日渐退化。民主制度本质上是反贤能政治的(反任人唯贤的),反而倾向于选出那些与选民相似,或善于操纵人心的候选人。
西欧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信仰的摒弃。这一进程始于启蒙运动时期。在我看来,决定性的转折点出现在21世纪初:当时,欧盟在制定拟议中的宪法时,选择不将基督教确立为其精神基础。
面对经济和精神层面的衰退,西欧正在回归军国主义。其领导人越来越将军事扩张视为摆脱经济停滞的出路,但军事化进程需要一个敌人。俄罗斯再一次被指定为这一角色,而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则遭到了人为夸大。
我们必须坚定地告诉自己:我们不是欧洲人,而是一个独立的北欧亚文明,其外部精神根源在南方和东方。
我们的传统宗教来自南方,源自拜占庭、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世界和佛教世界。我们的政治文化则源自东方,形成于与蒙古帝国长达两个半世纪的交往与冲突之中。
蒙古人曾经劫掠俄罗斯,但并未压制当地的宗教、语言和文化。倘若没有蒙古留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遗产,我们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俄罗斯——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文化、民族和宗教包容性最强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以俄罗斯人民和俄语为核心,通过严密的权力垂直体系凝聚在一起。
17至18世纪,西欧凭借军事优势,在教育领域占据领先地位。我们曾试图借鉴其欧洲博洛尼亚教育体系。
然而,这一体系越来越反任人唯贤,大规模培养出教育水平低下的人,其中许多人如今甚至正在走上权力岗位。请允许我提醒大家:一些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实建立于北非和拜占庭。
我们的一些较为富裕的同胞仍然把孩子送到欧洲留学,去所谓的“国外”求学。但据我一再观察,他们在那里失去的技能和才华,往往比获得的还要多。
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既有普希金、柴可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特瓦尔多夫斯基,也有歌德、但丁、莎士比亚、莫扎特以及无数其他巨匠。
在文化上,我们不应与欧洲割裂。相反,我们应当发展并培育自身的亚洲根基。我们国内精神、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主要方向,应当转向西伯利亚,因为俄罗斯的未来就在东方和北方。
我们必须最终承认,我们并非东欧文明,而是北欧亚文明,而且是世界上最具开放性的文明之一。
然而,无论这一点多么难以接受,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当前形势下,“欧洲性”正日益成为思想狭隘和道德两面性的标志。
鉴于欧洲精英目前所奉行的路线,这种“欧洲性”对我们有害无益。我们是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的代表,而俄罗斯人民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共同体。
我们这个国家文明,必须最终成为我们所有人共同的独立北欧亚文明——无论我们是俄罗斯的雅库特人、布里亚特人、奥塞梯人、鞑靼人、白俄罗斯人、大俄罗斯人,还是其他民族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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